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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尔沁沙地的演变看沙漠化的形成与治理（一）

一、科尔沁沙地的形成及地质构造

科尔沁沙地位于内蒙古高原东部，自距今约1万年以来，科尔沁沙地的地表先后形成了3～4个黑土层和风沙土层，二者相间分布，这种黑沙土是生草成土作用的产物，表示流沙趋于稳定，生态环境适宜人类的生存。而风沙土层则表明沙漠化强度发展的过程。类似黑土层和风沙土层交替互存在地处我国北方生态过渡带的呼伦贝尔、浑善达克、鄂尔多斯高原也普遍存在。

二、科尔沁沙地的演变

科尔沁沙地第一次出现规模性人群活动为距今9000～8000年间的“兴隆洼文化”时期，当时人类活动的规模不大，在易于植被恢复的大暖期气候条件下，不会导致沙漠化的大规模发生。

在距今6000～5000年期间，著名的“红山文化”在西辽河流域兴起，当时人们采取撂荒轮作式粗放型农业活动，需要经常迁移居住地，开垦新的土地。根据风沙地貌学原理，可以肯定，红山文化长达千年的大面积撂荒式“犁耕”农业，必将会大范围破坏科尔沁沙地的地表结皮层，使“暗沙”变为“明沙”，导致风蚀沙化现象的出现。正当红山文化发展到鼎盛时期时，却于距今5300年左右骤然衰亡，可能与沙漠化强度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到了距今4000年左右的早期青铜时代，生态系统经过千年休养生息的科尔沁沙地，又成为著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中心分布区。当时科尔沁沙地出现了较红山文化规模更大的第二次农业开发高峰，其对于土地的开发力度也超过了此前的红山文化。在距今3500年左右的商代中期，夏家店下层文化突然衰亡。自此直到距今2800年左右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兴起的700年间，科尔沁沙地再次成为人类活动的衰弱期。这正是由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大规模农垦活动，导致科尔沁沙地重蹈红山文化的覆辙，再度出现了严重沙漠化的结果。

同红山文化衰落后的情况一样，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人类活动的衰退使科尔沁沙地再次获得了生态系统自我恢复的时机。

在距今3000年左右，“全新世大暖期”结束，我国的生态界由于气候降温开始南移，北方农业区退缩至今长城沿线。与此同时，北方以游牧为主的少数民族开始强大起来，科尔沁沙地环境和民族的变迁，导致了经济文化类型的重大转变：原来粗放的农业土地利用方式转变为游牧土地利用方式，定居的农耕民族转变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

在辽王朝建立之前的匈奴、乌桓、鲜卑、契丹等少数民族的经济生产方式都以游牧业为主。科尔沁地区的草原环境对游牧民族生存发展具有良好的适应性。即使是长期的游牧活动，也不会导致沙漠化的急剧扩张。

辽建国以后，大批以农耕为生的汉人和渤海国人迁入契丹本土，新置的大批州县为垦荒所建，星罗棋布的农田与草场相间分布，形成所谓的“插花田”，科尔沁地区出现了农牧业并存的局面，科尔沁地区的利用程度，因此也超过了此前纯牧业经济时期。到了辽代晚期，科尔沁地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以至于有的城池被风沙掩埋而变成“地坑”

自元至清初的400年间，科尔沁地区成为蒙古族大后方的辽阔牧场，农垦活动甚少，因此，这里再度进入生态系统的恢复期。

18世纪中叶以后，清政府国库空虚，便强令蒙古王公让出牧场用于垦荒，一些蒙古上层也为贪得租之利而大量招募内地移民和流民垦荒。科尔沁地区的人口由垦荒前的每平方千米6人（康熙年间）变为垦荒后的67人，总数达130万。科尔沁地区自金代以来逐渐恢复的天然植被和地表结皮层又一次受到大面积的损毁。从而开启了科尔沁沙地现代沙漠化过程的先河。

1949年以后，在“以粮为纲”等错误思潮的驱动下，科尔沁牧区纷纷弃牧从农或半牧半农，先后出现三次大规模的垦荒热潮，不少地方还被定为国家商品粮基地。并由边缘地区向坨沼地和甸子地发展，出现了“一年种，二年扔，三年变沙坑”的景象。（待续）